复旦男排:体育生不搞特殊 同大家样学习生活

走下赛场,他们都是学生。12名队员分别来自新闻、法律、中文、历史等多个专业。

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大运会男排A组第4轮中,以复旦大学男排为班底中国大学生男排以1比3不敌瑞士队,从而以1胜3负的成绩,告别八强。

不以成败论英雄。在深圳大运会的舞台上,复旦男排在体教结合上不搞特殊、不走捷径、不送文凭,打造出了一支“不”一样的复旦男排。

与其他运动队尊称“指导”不同,复旦大学排球队主教练方川听到最多的称呼是“老师”。他的确是一名一线体育教师,在校园教了快30年排球,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。

方老师带队多年,见惯了球队的起起伏伏,但仍性情不改。每当输球时,他总是躲到球馆一角,习惯性地点上一支烟。“不多说了,有些难受。”他黯然神伤地拍拍记者肩膀。

当14日晚中国队以3比1击败澳大利亚队后,老方流泪了。他摘下眼睛,用手拭去满脸的泪水,“他们很努力,而且很拼,他们是有血性的男儿……”

方老师健谈,他生于重庆、长在上海,长期在高校执教。普通话中透着麻辣,却能说一口地道的英语。在瑞士队赛后发布会上,现场翻译将“我们第一次与国外高校比赛”错译为“中国队首次与国外高校交锋”,方老师立即打断,并用英语纠正道

“是我们队伍,不是中国队。”他一字一顿、神情严肃。这一刻,老方不像球队主帅,倒更像英语课上的老师。

方川说,虽然大部分队员都是自己亲自招进复旦的,“但他们每天和我一起训练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。在这一个半小时之外,他们和其他复旦学子没有什么不同。”

早晨,手机加闹钟“双保险”把自己叫起来晨读;中午,与同学一起讨论,到底是去南区还是东区吃饭;下午,提前半小时进教室,占个好点的座位。夜晚,与室友开“卧谈会”。

复旦男排队员乐昊说,自己的生活与其他同学没有什么两样,同样要为绩点挑灯夜战,同样要为“大学英语四六级”啃单词表。毕业时,同样徘徊在就业与考研的十字路口。

方川曾说,他最怕每年1月。那时,联赛正值尾声,学生也面临期末考试。每次训练后,他总有一项额外任务:在请假条、缓考单上签字。

可否免试或者其他变通方式?方川说,难!12名队员,涉及100多门课,教务处不会开这个口子。可以缓考,但必须考;可以请假,但必须补课。面对训练与学习的矛盾,方川只能割爱,为文化课让路,“毕业是主要目的,拿到文凭最重要。”他说。

真的一点特殊都没有?方川思忖半天,半开玩笑道:“有,男排队员每次训练能拿到21.5元的饭票。他们常说,要是能把饭票换成人民币就好了。”

上海原来有十几所高校招收高水平排球运动员,而现在已萎缩到复旦大学、上海大学、上海体院三所。数量锐减,质量也难有保障。上海交通大学孙麒麟教授认为:“高水平意味着:大学体育运动队应该成为中国奥运增光计划中的一支方面军。”复旦男排虽然于2009至2010赛季冲上甲A,但在上赛季中,屡战屡败,仅胜一局,无奈降级。征战国内A组联赛尚且如此,遑论“奥运增光”?

与此同时,复旦的排球文化似乎仅限赛场。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曾记得:“(上世纪)六十年代,之所以很多人选择报考复旦大学,就是因为复旦有排球队,当时校男女排堪称上海二队。”如今,在校园光华大道旁的球场内,打排球的学生越来越少。

排球人口骤减,基础薄弱,让本已脆弱的校园排球雪上加霜。方川疾呼:“上海中小学的排球重点校越来越少了,体教结合急需夯实基础。”

显然,这是他力所不及的尴尬,他所能做的就是让学生们读好书、打好球,培养一支不一样的复旦男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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